《夢孩》是70后詩人鄭玉彬的第一本詩集，收入她120首詩作。這本詩集出版已有七年之久，根據《黃帝內經》，女子的生命周期以七為一個階段，依次類推，逢七則變。《易經》：“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每進入一個特定的七年，生命周期有所不同，“七”是變化的數字，是復生之數。鄭玉彬這七年來，在詩歌上的確是有有目共睹的，她在2023年出版了《蓮的方式》，這可視之為她對這本詩集的一個有力的補充，我們可以將這兩本詩集看成是她詩歌寫作的一個整體，恰好在七的周期里。

從《蓮的方式》再回到《夢孩》，鄭玉彬的詩歌依舊有著較高的辨識度，就《夢孩》而言，她將個人豐富的情感融于詩中，從中找到出口。她沒有一味沉溺在傷感的情緒當中，盡管有不少篇幅有感傷情緒：“撕爛的日記本/翻飛，白蝶隨風而逝/筆不再歌唱、哭泣/甚至不再呼吸”（《是時候了，返綠吧》）。在這些帶有一絲無奈的女性憂傷里，她以“一棵青柳”唱出生命的強音并從中獲得生命的蘇醒。從某種意義上，鄭玉彬的詩歌是從憂傷到走向情感自我凝合的過程。

鄭玉彬的詩歌有很強的感官體驗，這來源于她對人遭遇身體的某種痛苦或突然而來的快樂的內在感受，從更深層次上，讓人不禁拷問生命的本體到底是什么？痛苦與快樂本是一個體性，是人對外物體驗由此產生感官上的受覺。在鄭玉彬的詩歌詞匯中，常出現兩種對立的形態，彼此排斥而又互相依存，如烏云與太陽，冰與火共融，悲與喜同生，她能很好地審視事物的對立關系。她沒有先鋒詩人的飛揚個性，不是冒險主義者，沒有劍走偏鋒陷入其中一端。

實質上，鄭玉彬是一個有夢想的詩人，她這個年齡尚算年輕，她對一切美好的事物仍有期待，于生活的裝扮，于自然的熱愛，于事業上的熱情，包括詩歌作為她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都可歸結為她構筑出理想生活的圖景。對時間的虛度未免會令她感到惶恐，鄭玉彬說，她是一個“既想沖出重圍又貪戀熱鬧的人。”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一種生活狀態。事物有其兩面性，是矛盾而又統一的整體，我們很難從個體中割裂出其中一面而獨立存在，也不可能只選擇其中好的一面而壓制不好的一面，其實，也沒有這樣的必要。《道德經》中有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是因為個體中矛盾的存在，從而使人趨于更加完善自我。譬如，痛苦能使人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體會，使人能更好地洞悉事物的真相，接受現實的考驗，去“完成鳳凰涅槃”蛻變乃至成為那個最好的自己。由此可見，鄭玉彬的詩歌是對自我的不斷剖析，可以說這是一部描寫她個人心靈史的詩作，她藉以詩歌的形式去建立一個日臻完善的自己。

鄭玉彬的詩集有許多傳統的元素，如對故土的懷舊所呈現出的鄉愁意識，她也寫下不少游記篇章，輯錄了游走在北國和嶺南的行跡，對不同地域風情的描寫側重角度不同，北方的意象離不開“雪”的皎潔，寫江南則離不開“雨”的抒情，體現出詩人向往自然的樸素情懷。這類題材的敘事大多具有簡潔、明朗的特點。她的游旅生活，較大地豐富了詩歌的寫作內涵。關于詩與遠方，鄭玉彬是實踐的親歷者，這個不斷被人提及的話題，又何曾不是她夢想的一個部分呢？

這本詩集以夢為題，夢是一種潛意識的介體。現實生活中出現“厄爾尼諾”的失衡狀態，在其潛意識里，她有過逃離某種場景的臆想。生活在不變中常常充滿變數，詩人用了七個“飛”字，為理想插上了豐滿的翅膀。

以《夢孩》為題名，詩集有幾個談到與孩子有關的地方，母性的偉大可見一斑。其一是在卷首語中講述一個故事，那個純真的孩童把鑰匙給了別人，自己卻囿于房間里無所適從，在困境中他出于本能醒悟過來，最后從母親的身上感受到了溫暖，詮釋出母親永遠是孩子的港灣。其二是源自“5.12汶川大地震”的周年祭，那場慘烈的悲劇，有多少失親孩兒呼喚著母親，詩中隱約可見悲憫情懷和來自母性的柔軟。其三，來自于她作為母親的責任與擔當，傾注更多的是傳統的母愛。“孩子，你的幸福，我奮斗的方向”（《孩子，你的幸福我的動力》）。其四，《重生為嬰》是寫詩人靜坐河邊，觀水感悟時間的流逝，放下那些世俗上的標簽，在“圣誕的鐘聲中”即將敲響之時，完成了心靈的洗禮，詩人以此詩表達了返璞歸真，回歸到一個純真如初的本我。

老子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我們置身熙攘的人群中，從表面上看，人們都好像都很快樂，事實上，人表現出來的快樂皆為表象，我們看不到他們內心的焦慮和不安。引述這段話，我冀望鄭玉彬能夠超越快樂與痛苦的二元對立，復歸于如嬰兒一般的純真狀態，找到屬于自己內在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