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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方非
8月28日晚，《萊茵的黃金》在國家大劇院拉開了帷幕。這一刻為眾多歌劇愛好者和歌劇界、音樂界專業人士所關注。瓦格納的四聯歌劇《尼伯龍人的指環》（此次國家大劇院采用更貼近德語原文的譯名，區別于人們習慣已久的《尼伯龍根的指環》，以下簡稱《指環》）在國內上演過數次，但這次是國家大劇院首次制作這部劇作，其意義正如演出節目冊中引述英國皇家歌劇院對《指環》的定位：“《指環》的制作是世界上任何一家有分量的歌劇院都必須有雄心去完成的事業和挑戰。”
國家大劇院在積累了70多部中外歌劇制作經驗后，終于開啟了“《指環》之旅”。《萊茵的黃金》雖然演出時間是四聯劇中最短的，但作為瓦格納“整體藝術作品”的奠基之作，登場人物最多，對確立《指環》整體制作理念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導演來自“山的那邊”
歌劇愛好者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是瓦格納的歌劇——更準確地說，是他更具有代表性的后期作品“樂劇”，即音樂戲劇——與意大利歌劇的不同。有些人喜歡將其形象地概括為阿爾卑斯山北邊與南邊的鮮明差別。有著德語文學及音樂戲劇跨學科視野的學者迪特·博希邁爾，在他的中國講演錄《什么是德意志音樂》中指出，兩個多世紀以來，關于“何謂德意志”的討論在音樂領域圍繞的兩大基本模式之一是，“德意志音樂的特殊性在于其深刻性與縝密性，它也由此與意大利（或法國）音樂區分開來。二者最重要的對立就是‘和聲’與‘旋律’，前者是德意志音樂的主要標志，后者則是意大利音樂的主要標志。”
與這一普遍觀念相對應的，是在藝術交流與合作高度國際化的今天，當人們面對瓦格納的作品時，往往仍然期待一位有著德語文化背景的導演操刀，而非來自阿爾卑斯山以南的意大利導演。而此次國家大劇院的《萊茵的黃金》，執導者正是意大利導演斯特法諾·波達。
事實上，波達的角色并不限于導演，而是如他自己所言，“我不僅是導演，也不僅是布景師、編舞。我執導歌劇的方式是將所有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統一的、獨特的視角，賦予情節連貫性，打造一個完整的氛圍，而非只是一部娛樂性作品。”
身兼多重角色，是更貼近瓦格納“整體藝術”理念的做法，也是1876年《指環》在拜羅伊特節日劇院首演時瓦格納本人的做法。據瓦格納排練的見證者描述，瓦格納過問和指導演出的一切細節，包括舞美。他甚至比當今的“全能導演”做得更多——還指導演員們的歌唱，也就是說，還肩負聲樂指導甚至指揮的工作，盡管樂池中的指揮是漢斯·里希特。
斯特法諾·波達曾執導國家大劇院制作的古諾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被譽為掀起歌劇舞臺新美學呈現熱潮。此次他在《萊茵的黃金》中為觀眾帶來什么樣的體驗？
棘手的仙女水中游
首先是一個布滿了水的舞臺。也就是說，波達以真實的水來賦予萊茵河以物質世界的質感。這不僅是因為水在《萊茵的黃金》中至關重要，也因為波達希望通過讓觀眾聽到水的嘩嘩聲，將更深的象征內涵寄于其中：水和周邊的柳條（以水邊的鏈子象征），寓意被豐沛河流滋養的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而萊茵河水中的黃金，則象征創世的偉力。
水與火，作為《萊茵的黃金》乃至整部《指環》的關鍵元素，也是最令歌劇導演和舞美設計感到棘手的因素。像莫扎特的《魔笛》中塔米諾和帕米娜攜手接受水與火考驗的場景，若以寫實的手法呈現，會有很大的技術難度和消防風險。拜羅伊特節日劇院的《指環》演出史中，就有消防車在演出進行時停在劇院外嚴陣以待的記錄。
1983年，為紀念瓦格納逝世百年，瓦格納之孫沃爾夫岡·瓦格納邀請到索爾蒂指揮《指環》。而索爾蒂對導演風格提出相當明確的要求，即舞臺呈現要回歸到沒有心理闡釋和政治分析的傳統風格。索爾蒂還推薦了導演人選——勞倫斯·奧利弗在英國國家劇院的繼任者彼得·霍爾。當霍爾要求他的舞美設計者威廉·達德利在《指環》中實現有“真水，真火，真樹”時，拜羅伊特節日劇院的舞臺上也就有了真水！
但“真水”也會成為束縛導演的因素。《萊茵的黃金》著名的開篇，是沃克林德、薇昆德和弗洛絲希德三位萊茵河仙女在水中嬉戲，屬于在歌劇舞臺上很難逼真呈現的場景。《指環》在1876年首演時，拜羅伊特節日劇院的舞美設計被贊嘆為奇跡，以舞臺上可移動的托舉小車配合布景變換遮擋，來制造三位仙女如美人魚游動于水中的視覺效果。法國導演帕特里斯·謝羅在堪稱傳奇的1976年《指環》百年紀念版中，為《萊茵的黃金》設計的開場舞臺呈現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啟發彼得·霍爾在1983年的《指環》舞臺上放置一個巨大的水池，三位萊茵仙女在水中游動的景象通過鏡面反射呈現給觀眾。
但似乎只有在電影中，萊茵仙女游于河水中而不是在水面上的情景才能通過科技手段真正實現，比如根據卡拉揚在1978年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導演和指揮的版本制作拍攝的電影版《指環》。畢竟，即便不考慮舞臺技術限制，也沒有任何一位歌劇演員具有不配備潛水裝置而能如魚一般在水中游弋的特異功能。但歌劇電影不管達到如何完美的視覺效果，終究無法替代歌劇院的現場演出。這不僅是歌劇的悖論，也是所有舞臺藝術的悖論，盡管多媒體投影無所不能，但在舞臺一旦過度運用，也會使舞美失去必要的質感。
視覺具象但意義留白
波達的水、流沙、金塊、巨大的金色指環、堆積的金幣、錘子、梯子，還有腳踩高蹺的兩位“真巨人”法索爾特和法弗納……這一切并非營造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傳統寫實舞臺，而是與以象征諸神世界的瓦爾哈拉城堡三維模型一起，作為符號因素構成一個虛實結合的世界。而與瓦爾哈拉形成強烈對照的、由阿爾貝里希統治的尼伯龍人的地下王國，照導演闡述的說法，“是一個由火焰、濃煙、霧氣和噪音構成的黑色空間”。在這個煙霧繚繞的空間中，導演植入的元素包括了在視覺上缺少美感、引起不適甚至含有滑稽成分的內容，如視頻中的蟒蛇和蟾蜍。那一刻或許印證蘇聯鋼琴家和教育家涅高茲在《論鋼琴表演藝術》中寫下的：“普希金有一次不慎說過這樣的話，‘上帝見諒，詩歌應該帶幾分愚蠢。’”
這種對戲劇效果的強化表達，也可以理解為波達的整體藝術理念的有機構成部分，在虛實結合的舞臺上實現意義的虛實相生。他希望呈現瓦格納通過音樂戲劇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擁有萊茵的黃金所鑄指環者，將擁有統治世界的權力。波達的風格既非歐洲評論界對以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為代表的傳統制作所稱的“保守而天真”一派，亦非在當今世界歌劇舞臺頗為盛行的與“導演制戲劇”一脈相承的“導演制歌劇”做法——就像布萊希特“敘事性戲劇”的繼承者、德國導演弗蘭克·卡斯托夫曾以“后戲劇劇場”手法于2013年瓦格納誕辰200周年之際執導《指環》。他讓瓦格納的戲劇時間來到20世紀末；從阿塞拜疆到得克薩斯，四聯劇的每一部發生在不同地方，其中《萊茵的黃金》發生在得克薩斯的汽車旅館；眾人爭奪的指環變身為今日社會的石油！該版本在拜羅伊特節日劇院上演到2017年，在整個歐洲文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還被一些評論者斥為“丑聞的先鋒派”。
而此次波達在國家大劇院舞臺上的呈現，有著自成一體的鮮明風格。他保留著一些意義的不確定性和空白，他的理念應該在某種程度上與接受美學代表人物沃爾夫岡·伊塞爾的主張有相通之處，即審美的極點最終是通過讀者——在波達這里，是歌劇觀眾——來實現的。而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意義的不確定性和留白激發觀眾去尋找藝術的意義。
音樂才是真正的“頭牌”
國家大劇院制作《萊茵的黃金》的手法和理念，也再次觸及瓦格納戲劇音樂美學，乃至整個歌劇史和歌劇美學中的核心問題——歌劇中戲劇和音樂的統一與對立。在瓦格納的“整體藝術作品”理念中，音樂戲劇作為不同于歌劇的新型的“未來的藝術作品”，音樂與戲劇在更高層面的融合，意味著擺脫傳統歌劇中“音樂至上”的異化和歧途。但正如眾多研究者及觀眾所認識到的，在瓦格納的作品中，尤其是作為他的藝術創作集大成者的《指環》中，樂池（在拜羅伊特節日劇院，是被瓦格納稱為“神秘深淵”的下潛至舞臺下方的特別設計的樂池）里的樂團，以及指揮，是決定演出成功與否的至關重要因素。正如蒂勒曼在《我的瓦格納人生》中總結的富特文格勒的“瓦格納觀”，當瓦格納作為音樂家和自由主義者被譴責為“劇院之人”（與尼采常被譯為“戲子”的措辭相比，“演員”的含義與之更為相近）的時候，富特文格勒說這是“深刻的誤會”，甚至是“假冒”。因為，“富特文格勒不相信在瓦格納的整體藝術中，語言、音樂和舞臺表演同等重要。他把音樂放在第一位。”
早在《指環》于拜羅伊特首演時，人們就發現，瓦格納的樂團，很多時候比舞臺上的表演甚至演唱更吸引人。還有一種說法，即瓦格納的樂劇中綻放光彩的并非歌劇中的女主角，管弦樂團才是真正的“頭牌”（prima donna）。斯波茨《拜羅伊特：瓦格納節史》書中的這一觀點極具代表性，即《指環》中管弦樂團的作用遠不限于為舞臺上的歌者伴奏，它不僅敘述舞臺上從視覺到心理所發生的一切，而且描述歌唱和布景所不能表現的種種深層微妙含義，“甚至獨自創造形象：蟾蜍、龍、鳥，以及火、森林，黑暗和黎明，風和波浪，閃電和雷聲。”有些時候，正如蒂勒曼引用迪特·霍蘭德所說的觀點，認為樂隊“超越了舞臺上的人物”而與觀眾進行直接交流。當蕭伯納置身幽暗的拜羅伊特節日劇院觀眾席后排觀看《指環》時，他發現欣賞《指環》的最佳方式并非“觀看”，而是“聽而不看”。當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有一次被問到，一位有修養的觀眾在瓦格納作品演出中應該更多地聽歌唱還是聽樂團時，他的著名回答是：“我認為是后者。”
舞臺呈現及戲劇表達遠不足以成就瓦格納《指環》的偉大。少年時代的富特文格勒對《指環》深感失望的原因正在于，瓦格納在戲劇層面追求的不過是劇場效果，完完全全的劇場效果。瓦格納雖然享有“作詞作曲”雙料創作者的盛名，但對于更加清醒的觀眾，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瓦格納的唱詞與其音樂并不在同一高度。當代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關于音樂及其一些藝術理論問題》中明確宣稱，作為音樂領域的保守主義者，他不喜歡身為作曲家的瓦格納，更不喜歡身為《指環》詞作者的瓦格納，“坦率地說，我只能認為（《指環》的）唱詞是荒唐可笑的。”而我們前文提到的曾在拜羅伊特執導《指環》的英國導演彼得·霍爾，雖然認定《指環》躋身于人類有史以來創造出的最宏偉的藝術作品之列，但就唱詞本身而言，卻未脫“粗獷的天真感”。他甚至這樣界定《指環》的文學地位——將孩子們的童話故事提升為成年人的神話。在那些對瓦格納敬佩有加的人們看來，這樣的觀點可能是離經叛道不值一哂，但是它卻與瓦格納衣缽的直系繼承者之一、他的長孫維蘭德·瓦格納不謀而合。晚年的維蘭德·瓦格納有一次談道，可以考慮制作上演一版迪士尼風格的《指環》。
正是瓦格納《指環》自身的這些特質，使得從1876年拜羅伊特首演至今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執導瓦格納作品的導演們享有巨大的闡釋空間。這個壯觀的行列中不乏“整活兒”高手，批評之音也從未間斷。在拜羅伊特指揮過許多年的老一輩指揮家漢斯·克納佩茨布什，就嘲笑維蘭德·瓦格納的舞臺設計中標志性的圓環，看上去“像是灶臺上的鍋圈”。
而讓“鍋圈”變得意味深長的，是瓦格納豐富壯麗的音樂。同樣，賦予波達執導的國家大劇院版《萊茵的黃金》以深邃意蘊和光彩的，是呂嘉指揮下的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以及沃坦的扮演者埃吉爾·西林斯、多納的扮演者羅伯特·博克，以及扮演弗洛的中國旅歐男高音歌唱家王川的精彩表現。扮演弗里卡和弗萊婭的兩位德國歌唱家——女中音貝蒂娜·蘭奇和女高音塔尼婭·庫恩，不僅有著出色的嗓音和聲樂造詣，而且舞臺形象富有魅力，絲毫不會讓人想到蕭伯納以其“毒舌”措辭對當年拜羅伊特舞臺上女主角的著名比喻——會移動的啤酒桶。
總之，國家大劇院制作的《萊茵的黃金》的感染力，來自瓦格納“整體藝術作品”理念的體現，即構成瓦格納的“樂劇”的所有因素藉由音樂而熔鑄為——照瓦格納崇敬的前輩作曲家卡爾·馬利亞·馮·韋伯的說法，“美好的整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