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驗者李柳在進行鍛煉。秦萌/供圖

“我到現在為止還沒退役。”43歲的射箭殘奧冠軍高芳霞正備戰即將在粵港澳大灣區舉行的全國殘特奧會，但對她來說，體育從來不局限于“訓練和賽場”——她創辦了一家同時面向健全人和殘疾人開放的融合健身房，“想讓體育可以平等地影響每個人”。

2018年，在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扶持下，高芳霞與團隊在北京開設了We+健身中心。初衷很簡單：一方面，“殘疾人運動員退役后，就業范圍太窄了”，她想給同伴提供就業場所；另一方面，她希望給殘疾人提供一個安全、友好、無障礙的健身空間，“讓殘疾人的健身需求被看見”。

“‘We+’的意思是‘我們一起，有礙的我們尋找有愛的你’。”高芳霞說。

為什么是健身房

“從我家到這里，坐地鐵得一個半小時。但只要健身房有活動，我肯定來。”脊柱裂患者趙靈記得，以前，他的鍛煉方式僅限于“搖著輪椅行進2到5公里”，直到3年前，他得知北京雙井地區有一家對殘疾人開放的健身房We+，便從豐臺開始了每周一次的“跨區健身”。今年，We+健身房搬遷至約20公里外的東壩地區，“路上時間翻倍，但我還是舍不得放棄。”趙靈說，“大街上的健身房不少，但大門能讓輪椅通過的幾乎沒有”，We+是他能找到的“唯一選擇”。

殘疾人健身的困境普遍存在。前國家輪椅擊劍運動員秦錚記得，她退役后想找健身房維持體能，“可一想到坐著輪椅進去的場景，心里就發怵。從來不敢去大眾健身房詢問，就怕被一句‘不方便’潑冷水。”

“殘疾人和大眾健身房之間隔著3層屏障。”We+運動健康服務中心東壩地區運營經理趙京生說，首要難題是無障礙設施缺失。“《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障礙環境建設法》實施后，大型場所的無障礙設施改善很多，但大量小型健身房仍存在硬傷：多數選址在無電梯的半地下，即便有電梯，入口閘機寬度不足，輪椅難以通行，配備無障礙衛生間的也寥寥無幾。”

此外，在不少健身房經營者眼中，殘疾人屬于“小眾群體”，投入成本與收益不成正比；同時，健身房內的重量型器械容易導致磕碰風險，也讓運營者不敢輕易接納殘疾人。

更重要的是，不少殘疾人認為“健身與我無關”，將運動視為遙不可及的事；即便有嘗試意愿，也會因擔心他人異樣眼光而打退堂鼓，“哪怕對方語言再客氣，眼神里的距離感也會讓他們產生排斥心理”。

對此，高芳霞感觸頗深。“我24歲才第一次接觸殘疾人體育，以前也疑惑‘我沒有腿怎么運動？’”直到2004年雅典殘奧會，她看到中國選手王燕紅奪得射箭冠軍的畫面，才打破認知誤區，“或許我也可以當運動員”。于是，她辭去穩定工作，只身赴京投身射箭運動，一路從“試試看”打到殘奧冠軍。

可讓殘疾人參與運動并非只有競技體育一條路。“很多殘疾人忽視了運動的必要性，運動不僅能鍛煉身體，更能增強自信。”在We+擔任前臺的秦萌性格開朗，說話時喜歡揮舞雙手，很難想象9年前的意外給她留下的創傷——“車禍導致我脊髓損傷，四肢癱瘓，翻身、吃飯皆不能自主。”為了擺脫這一切，她積極配合康復訓練，“4年沒出家門”，最終才恢復到如今能夠獨立生活、工作的狀態，因此，她總跟殘疾伙伴說：“我能做到，你肯定能做到。”

初到健身房，秦萌對健身器械好奇又膽怯：“我能玩嗎？會不會摔下來？”在駐場教練的鼓勵下，她第一次嘗試腹部訓練器械，“我還能做這個？太帥了。”她把訓練視頻發到朋友圈，“好多殘疾人朋友問我‘我能做嗎’，我告訴他們‘只要有轉移能力，一定可以’”。如今，她不僅能熟練使用多種器械，還會主動提醒：“小心輪椅后翻，轉移時找教練幫忙，量力而行最重要。”

“健身是‘剛需’，增強上肢力量能幫我們更好地使用輪椅、完成日常轉移。”體驗者王心靜說，“其實大部分坐輪椅的人都希望鍛煉，但不知道該怎么鍛煉。我們需要專業教練指導下的科學運動。”

體驗者李柳此前陪孩子運動，只能在一旁觀看，自己卻因器材不適、無障礙設施缺失，直接打消了詢問的念頭，“經常是到健身房門口看一看，就默默離開”。她說，倘若有更多健身房能向殘疾人敞開大門，“起碼有一個無障礙衛生間，有一兩項適合我們的器械并標識清楚，我非常愿意嘗試。”

一扇不只通往健身房的大門

寬敞的通道、無障礙設施、專業的輔具支持，從健身房設計之初，高芳霞就考慮到輪椅使用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她希望這里成為一個“殘健融合”的空間。

據趙京生介紹，目前，健身房75%的職工是殘疾人及殘疾人家屬，通過“分時段管理”平衡公益與經營：每天有兩個時段為持證殘疾人開放免費體驗，“每天大概有10到15名殘疾朋友預約體驗”，令他欣喜的是，健全人會員正逐漸習慣這種融合氛圍。

因“離家近、寬敞”，健全人會員王辰走進We+，他很快發現這里的“不一樣”——前臺有殘奧運動員、咖啡角有聽障咖啡師，不時有殘疾人來店鍛煉。“一開始不知道怎么跟聽障咖啡師溝通，后來發現有專業設備，點單時語音轉文字，特別方便。”王辰發現，3個月下來，與殘疾人工作人員的日常互動已成為他健身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任何顧慮，反而覺得這種氛圍很溫暖”。重要的是，殘疾人鍛煉時的堅持與投入讓他深受激勵，“他們能堅持下來，我為什么不行？”

曾在傳統健身房工作的薛涵文，厭倦了銷售KPI的壓力，被We+多元的服務及淡化競爭的氛圍吸引。起初，他也有顧慮，“不敢一直盯著殘疾人同事看，連‘殘疾人’這個詞都不敢說，怕冒犯”。但接觸下來，“大家相處得特別自然”。一個月后，他便主動向新會員介紹健身房殘健共融的特色。

雖然薛涵文的服務對象仍以健全人為主，偶爾需要指導殘疾人使用器械，但為了能更有效地提供幫助，他講解前會坐到輪椅上“換位思考”，還在工作之余主動了解不同的殘疾類型，“評估對方的日常行動能力，再給出鍛煉建議”。

“大家對殘疾人不是不關心，而是缺乏了解。”作為前臺，每次秦萌滑著輪椅出現時，“健全人會員100%驚訝”，很多人會客氣地說：“不用麻煩您”，這時秦萌就會開個玩笑：“您想麻煩我，得先追得上我”，被凍結的尷尬氣氛瞬間融化。

主動破冰，也曾出現在We+最困難的時期。

高芳霞從不將健身房的公益屬性當作噱頭，“我們首先是面向市場的健身中心，要活下去才能做更多事”。新冠疫情期間，健身房虧損嚴重，但她和團隊從未放棄，教練自愿開展線上課程，帶領特殊兒童家長和殘疾人居家鍛煉。

“4個人服務1位媽媽，我受寵若驚。”高楊回憶，作為腦癱孩子的母親，她深知家長身體好才能更好地照顧孩子，不料這次免費的專業健身資源，不僅讓她有了鍛煉機會，也為兒子蘇子義打開了新世界。

最初，去健身房給蘇子義帶來的是身體上的變化，“手勁明顯大了，腿也比以前有力”。之后，借助We+公益崗，母子倆入職承擔起保潔工作，每周有三天，早上8點半，高楊騎電動車載著22歲的兒子從家前往地鐵站，再轉乘1個小時地鐵去上班，對他們而言，這段路途“意味著人生軌跡的根本轉變”。

轉變并不輕松。高楊離開職場20年，蘇子義更難適應普通工作節奏，“情緒低落了一段時間”，轉機出現在第二十多天——在地鐵上，蘇子義突然興奮地指著廣告牌上的“工作”兩個字，高楊感慨道：“雖然他還不懂工作與收入的關系，但起碼看明白了這兩個字。”

變化在點滴中發生：曾經拿不穩抹布的蘇子義，現在會主動給器械消毒；并從害羞躲閃進步到磕磕絆絆地學習手語。“在這里，我們不僅是母子，還是同事；他不僅是受助者，也是工作者。”高楊說，“這種平等和尊嚴，是別的地方給不了的。”

被We+改變的人越來越多，一些大眾健身房前來“取經”。趙京生分享經驗：“安全是前提，要接納需求差異，以平等心態對待。”在他看來，體育鍛煉對殘疾人最大的意義，是讓他們敢于走出家門、嘗試新事物，讓健身成為融入社會的“敲門磚”。

“我們不需要特殊照顧，只需要平等進門的機會。”趙靈坦言，以北京為例，2008年奧運會后，城市無障礙環境建設增強，“地鐵、公交十分便利，但健身場所的無障礙設施和期待仍有距離”。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健身房向殘疾人敞開大門，這扇門背后，不僅是器械和場地匹配，更是一種被看見、被接納的可能，“我們能出門，能運動，能服務社會，這才是真正的融合。”趙靈說。

本報北京10月20日電